前言
此文系应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院之邀，为庆祝科大成立六十周年而就。本为命题之作，写着写着，勾起了我六十年前的许多鲜活回忆，动了感情，不能自已，竟至每晚修改不止。其间也采纳了很多老同学的好意见。霍然想起也许这些“陈年往事”说不定会引起今天年轻朋友的兴趣。得学校好心的同意，先送《知识分子》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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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
一九五八年九月初，从灰濛濛、雾茫茫的上海来到当时那蓝天白云，秋高气爽的北京，听着那悦耳又礼貌的京腔，看着那宽敞而漂亮的马路，又是天安门，又是故宫，真是别提有多高兴了。尽管那时候还没有雄伟的人大礼堂和国家博物馆（1959年国庆十周年时才建），可是还有现今已消失很久的、古色古香的牌楼呀！我从内心深处感到：上科大选对啦！
我来自上海一个在全市以数学竞赛拔尖出名的格致中学，有一种“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豪情。孰不知，高二时一门“达尔文主义基础”课，那位满口绍兴口音的老师让我听得如痴如醉：哇，这大千生物世界还那么有意思哪！当时的高考是文理分科的，数理化是一类，生物农医是二类，文科是三类，很难跨类报考。我当然喜欢数理化，但是这生物又那么有意思，眼看报名日子快到了，真正难煞我了。
就在这时候，霍然看到报上登出一个新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招生广告，其中有个十二系：生物物理系！这可是当时唯一一个属于一类的生物学专业（另外一个沾点边的是药学）。嘿，还有比这更对口的吗？我毫不犹豫地就把它选为第一志愿。回想将近六十年前的那个夏天，我们心仪的科大那张招生广告就这样领我走上了一生的研究生命之迷的科研道路，我能不感谢科大吗？
大家现在都知道，老校长郭沫若郭老以他个人的声望，四处奔走，两三个月就觅来了新的校址：北京西郊玉泉路的原马列主义学院。当年从长安街一直往西，走到尽头就是。北京的同学早就报到了，参加了热火朝天的建校劳动。等我到学校，只见到处是年轻人的朝气，热情和欢乐。难怪，因为是新创建的学校，没有高年级。
一千六百多学生，除了很少数来自工农速成中学的同学年龄稍大些外，绝大多数还都是高中刚毕业的呀！ 全校开大会，大操场上，全体都在太阳底下席地而坐。不定哪边有人一喊，“5812，来一个！”我们（十二系五八级）就在班长贾志斌的指挥下，齐声高歌一曲。刚刚唱罢，贾志斌马上领我们大家也喊了起来，“5807， 来一个！”如此这般，此起彼伏。那是在一九五八年，新生的科大和全国一样，到处都是热气腾腾的景象。
“大跃进”
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是很难想象那份狂热的。入学没多久，全国“大跃进”的浪潮不可避免地席卷大学校园。还没上几天课，就要停课大炼钢铁。我们就地在校门口砌起了小高炉，遍地搜罗“废钢烂铁”作原料，其中少不得有北京同学从家里悄悄弄来的“没用”的铁玩意儿。还得到处找煤炭木材作燃料，像模像样地炼了起来。没有人顾得上炼出来的疙瘩有没有用。实际上也没有人敢问一句的。
好在我们只搞了短短三个星期。科大让我们永远铭记在心的是，校领导在科学院指示下，坚持要把教学放在第一位。我至今记得，当时的党委书记、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郁文在全校大会上明确指出，“我们科大还是要念书的。不然我们将来怎么攀登科学高峰？”也是呀，郭老亲自写的校歌，第一句就是“迎接着永恒的东风，把红旗高举起来，插上科学的高峰！”科学院办科大不就是主要为科学院培养攀登科学高峰的尖端人才吗？不扎扎实实念点书，攀啥高峰！
后来邻近学校都搞所谓的体育大跃进，突击要求每人通过一定的体育指标（老实说，以本人那块料，那非要我的命不可）。接着又是文艺大跃进，大家比赛写诗歌。无非是“推开长江千层浪，踢倒拦路万重山”，“春雷一声震天响，千军万马奔向前”之类的豪言壮语。动不动就停课了，要多荒唐有多荒唐。
唯有科大不搞那些，要搞也晚上搞，白天坚持上课。只听校园里总是书声琅琅的。我想这也是科大建校几十年来对学生一贯的严格要求。在那个年代，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呢！那时候不少同学来自农村，还有穿草鞋来上学的。也是郁文书记在大会上说，好好念书，上大学了，草鞋就别穿了。经济困难，就申请补助呗。我深感幸运，能在科大的这种难得的氛围内，五年里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真是受用一辈子！
重在基础
因为是匆匆新建校，教师队伍当然是从头组建的，相当一部分来自各研究所，甚至也有极少“海归”。那时有名的口号是“院办校，所办系”。郭院长当校长，各所所长当系主任，所长亲自带头出马上课，至今大家都听说过，大科学家钱学森和华罗庚，无一例外。郭老也给作报告，他还请我们看他新创作的话剧，由北京人艺演的《蔡文姬》。
当然学校的主力还是年轻教师，大学刚毕业就要上岗，来不及备课，所以往往一门基础课由好几位老师分担。第一年的数学课，好几位好像都是北大数学系来的。几乎一个月就换个老师，走马灯似的，眼花缭乱。资格最老的就数华罗庚的弟子，龚升老师。他们人人都非常认真。
当年教过我们的，从科大成立第一天起就从复旦数学系来的史济怀老师就是其中之一，他在科大号称“爷爷级” 教授，也当过教务长和副校长。但是他五十多年从不下讲台，七十多岁还在科大教基础数学。人称他讲得“行云流水”，让听者“欲罢不能”，真让人肃然起敬！近六十年前，他在讲台上讲微积分的形象我至今未忘。
还有一位曾肯成老师，矮矮的个儿，低着头，讲起复变函数论来，在黑板前踱来踱去，极其投入，比一个大明星还要进入角色。他说，如果火星上有人来访，地球人能给他们的最好礼物就是复变函数论！要是说我现在还有点基本的数学概念，那还是当年在科大留下来的。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生物系只有科大如此强调数理化基础。我们上了两年半高等数学，三年普通物理，四年里上遍各门化学。好几门基础课是和物理系和化学系一起上的。这并非我们系特有。整个科大重视基础课是有名的。我在校时，科大就构想建一个00系，只上基础课，不分专业。后来还真搞了起来。
对于科大重视基础课一事，我的同班好友陆惠民曾有一文，他有很好的、仔细的描述，我完全同意他的评价。他毕业后到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工作，先是从事仪器制作研究，近十几年转到仿生学研究，跨度不可谓不大。由于基础打得好，他在两个领域都能游刃自如，做出非常出色的成绩。我和他从事的领域完全不同，我一直在结构生物学领域内工作了五十多年。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两人在科大接受完全一样的基础教育，却可以应用于如此不同的领域，有力地证明了科大重在基础的教育方针多么正确！我至今招学生，都要看看他的物理化学基础，我要强调物理化学概念对于真正深入研究蛋白质结构，了解蛋白质如何发挥生物学功能的极端重要性。这都是科大留给我的教育思想。
贝时璋主任
一九五八年秋天，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我们生物物理系七十名新生，端端正正坐在一间宽敞明亮的教室里，静静地等待着贝时璋系主任的到来。
“生物物理到底是干甚麽的呀？”我们这些高中刚毕业的年轻学生全都是一脸的迷茫，顶天真的想法就是生物加物理吧。多年以后，我到了生物物理所，还有一个近于调侃的说法：“生物物理就是用菜刀切牛肉”！
在系办公室一位年轻女秘书陪同下，贝老笑容满面地踏进了教室。他用生动的语言和形象的例子，热情洋溢地讲了一个上午。他的报告第一次让我明白了，生物物理作为一门学科是用数理化的思想和方法来研究生物学，揭示生命现象的物理和物理化学本质。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一天的情景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
大家知道，近代科学始于二十世纪初物理学的一场大革命。半个世纪后，一直到1953年，DNA双螺旋的发现，近代生物学才正式起步。仅仅在这几年之后，贝老就在科大办起了全世界都少有的生物物理系，其眼光和魄力，可谓无与伦比。在贝老的直接和间接的培养下，六十年来科大生物物理人才辈出。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贝老在1958年的报告里就明确指出，当我们在强调数理化渗透到生命科学领域时，我们不能只是注意分子水平的解剖，而是还要注意在细胞和更高水平的综合研究。环顾今日的生物学，当我们看到用单分子技术追踪生物大分子在细胞里的行为，用结构生物学技术解析核糖体和大批亚细胞器的结构，用近年刚兴起的基因组编辑技术试图除去整合在病人免疫细胞DNA里的HIV基因，从而达到彻底治愈艾滋病的目的，我们不得不佩服贝老六十年前的见解有多深刻。
恩师沈淑敏
我在科大五年，以及我毕业以后相当一段时间里，已故沈淑敏先生一直是科大生物物理系副主任。作为贝老的亲密助手，她是实际上负责系里教学和科研的领导。她是我真正的恩师。
沈淑敏先生是传统生物学出身，她忠实地执行了贝老的方针。她要力排系里众多生物系出身的老师的意见，坚持科大的生物物理系与全国其它所有的生物系都不一样，要以打好数理化基础为主。除了我前面提到的上了和科大其它物理和化学系很接近的数理化课以外，我们甚至还上了机械制图和电工课。
与此成鲜明对照的是，沈先生把人家生物系要上3、4年的各种生物课大大压缩在一年里上完。她强调，科大生物物理系的学生只要对生物学各科有一个大致的概念即可。话是这么说，她从科学院各所请来的老师可都是名家。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当年动物所来的叶毓芬老师。
叶老师是著名生物学家童弟周先生的夫人，国内数一数二的胚胎学家。她是沈先生好友，受沈先生之邀，来讲胚胎学。一个学期的课要在四堂课内讲完。叶先生庄重雅致，一口宁波口音，用手势比划着，把胚胎发育如何像大管套小管一样的过程，讲得极其生动。给我留下了毕生的记忆。我毕业以后沈先生还常常找我，因为我当时是学习班长，她要我收集同班同学的意见反馈给她，看看从我们毕业后的工作来看，科大学的课还有那些要改进，加些什么，减些什么，课上得如何。她要为低年级教学的改进作参考，其认真和谦慎无不令人动容。
1962年，诺贝尔奖颁给了世界上最早测定两个蛋白质结构的工作。就在那一年，秉承贝老的意见，沈先生决定让我师从生物物理所年轻的林政炯老师，准备将来用晶体学方法研究蛋白质结构。那时候科大是不允许跨系选课的，沈先生为了让我能在物理系上晶体学课程，还专门找学校的教务长批准。我得以从那时国内最好的老师之一、物理所的梁栋材先生和范海福先生那儿学到了很多基础知识。
文革后期，国内恢复研究生制度，沈先生又专门找我，一定让我要安心跟林老师学蛋白质晶体学，千万不要仅仅为了考啥研究生而离开现在所从事的结构生物学领域。她还特别告诉我，她自己是传统生物学出身的，但是她真心希望她的学生一辈要跟上近代生物学的潮流，否则我们办生物物理系干吗呢？贝老和恩师沈先生对我的的良苦用心和培养是一辈子都难忘的。
沈先生1964年在山西农村得了乳腺癌，后来手术很成功。她以难得的积极心态对付疾病，还一直活跃在科研和教学第一线三十年。她的先生是我国国防科研领域内大名鼎鼎的陈芳允院士，我国“863计划”四位发起人之一。他们两位对我国科研和教学事业的杰出贡献永远值得我们纪念。
学风
也许由于一方面有国内顶尖大科学家领军，另一方面又是大批年轻教师作为骨干，科大从五八年起始终有非常好的学风，既刻苦努力，又不保守，更可贵的是有活泼自由的学术空气，人才的成长相对不易受到压制。
前面提到，大跃进时，科大不浮躁，读书不放松，力学系的同学在五九年就放了小火箭！在所谓“三年困难时期”，科大学生不一定吃得很饱，也照样以刻苦学习为荣。难得的是，相对而言，在科学院的领导下，科大在政治上是不太“左”的。
我在校五年期间，任何时候，学校对学生的第一位的要求，整个学校的风气，就是好好念书，以便将来攀登科学高峰！我毕业后，科大经历了文革，南迁，真正是伤筋动骨。但是，令我肃然起敬的是，我后来多次回母校，科大那优良学风一点没变。反而是“远离闹市”，安居合肥，一心做学问。既不搞大扩招，也不受向钱看影响，以优良学风始终赢得国内外尊敬。科大的毕业生一向是国内外科研机构首选之才。
1977年，我到科大进修英语，在我们进修班的“老头”边上住的是科大第一批少年班的二十几个孩子。他们还有系着红领巾，带了滚铁圈来上大学的呢。我清楚记得当年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大热天给少年班送荔枝，以示慰问和鼓励。可馋坏了“老头”们。在当时，那可是花钱也买不来的呀！
科大少年班的成功绝对是科大的又一个骄傲。这很好地反映了科大一心要培养优秀人才的好学风！现在少年班已经出了几位哈佛大学最年轻的名教授、世界著名公司的高层领导。在出成果方面，近年来科大不但屡屡在国内得大奖，还常常上国际顶尖杂志的年度“光荣榜”，名列全国各高等学校前茅。我作为科大第一届的毕业生，常常是无比的自豪。
六十年对于一所大学来讲，还是一个小青年呢！在此庆祝母校生日之际，我和其他校友一样，衷心期待母校能坚持好传统，培养出更多优秀人才，出更多能震惊世界的大成果。
（来源：知识分子）
备注：王家槐，科大5812校友，现任哈佛医学院和Dana-Farber癌症研究所副教授，阿贡国家实验室科学顾问，同时也是北京大学客座教授。王博士早年从事免疫相关蛋白的结构生物学研究，现在也从事神经元受体分子相关的结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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