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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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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不是,教育跟司法早就乱了。很多人责怪学校,我说不要责怪学校,因
为以前学校是可以关上门的。现在学校是领导的一个部门,社会的一个分支,你
关不了门,可以随便派一个人当你的校长。我在复旦做图书馆馆长,好几次外界
干涉我的图书馆馆长职责,给我顶了出去。
张:你说的外界干涉,指的是?
葛:某一天,我不在办公室。当地政府的文化执法队突然来查,说我们图书
馆里面有什么什么书。都给我顶了回去。我说谁敢来查。但很多大学根本顶不住
的。以前的大学校长,像蔡元培,竺可祯,可以关起门来骂学生,但一到外面千
方百计保护学生,学生游行时,蔡元培自己走在队伍最前面。现在行吗?现在大
学里面,当然也有保护学生的,但只能在允许的范围里保护。现在的教育已经不
是民众的教育了,比如教材有严格规定的,已经完全变成一个工具了,这种情况
下,怎么能够指望教育起作用呢?
张:两个月前,我发了条微博。一个小孩顽皮,小学四年级,上课纪律不好,
家长想给他换个第一排的坐位,可少讲废话。问朋友怎么办,朋友说给老师送条
小金链条就能解决。我在网上问,中国这种现象到底有多普遍?几小时里上百条
回复,都说眼下给老师送礼的名目繁多,很普遍。你在教育圈里,到底是什么状
况?
葛:我告诉你,对中国的社会现象,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缺少科学的社会学
调查。这是个问题。我现在对很多社会现象都很难发表意见。比如你刚才讲的。
我也相信这种现象很普遍。比如说,现在贫富两极分化,极端的例子全世界都有。
但是真正有价值的数据不发表,比如说到底中国有多少财富,官方经常辟谣,但
请问真实的数据是什么?有些问题,官方部门如果不配合,个人的体验或研究总
是有限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凭理性来判断,很难做出社会学的判断。
张:在中国,很多学者说,相对独立的社会研究越来越难做。大家有种印象
是,中国的学府,越来越像官府,越来越官僚化了?
葛:学府和教育,早就不是神圣的象牙塔了。有的老师骂大学腐败,我说如
果官员可以腐败。大学为什么不可以腐败呢?那不一样吗。医院不腐败吗?哪里
还有什么不腐败的地方?因为没有防止腐败的有效措施。
张:现在社会上对中国官员的学历背景很感兴趣。
葛:当然。我写过一篇文章,说应该追查王益(前开发银行副行长)的学历
怎么来的。没人敢登,上海不敢登,广州不敢登,最后还是南京登的,登了之后
其他媒体再转载的。他是当证监会副主席时拿的经济学博士。他原来在北大读的
历史学。到证监会两年,就拿到了经济学博士。
张:这种情形普遍吗?
葛:相当普遍。上次报上表彰四川省一位副省长回去从事教育科研,我一查,
他离开学校时是讲师,随着他官位一步步高升,最后升到教授博导。他所完成的
科研任务连正常的导师都完不成的,我说要么是他剽窃人家的科研成果,要么是
人家主动把成果送给他,不久,这个人就出事了,被抓起来了。我说我不是有先
见之明,但就是觉得这种情况不正常。
张:比如,现在大学研究生普遍扩招。在职博士生也很多。不知道,大学当
局和学术圈讨论这些问题时,有没有不同或反对的意见?
葛:有,但没有办法。比如说,我做复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11年,没有招
收任何一个计划外学生,绝不允许。但其他单位的状况,我知道。有的需要派任
务,非要招50%至70%计划外学生。计划外是可以收钱的。我们这个研究所,其他
做不到,有三点我问心无愧,第一,不创收,一分钱都不创收。第二,不办班,
任何班都不办。凭我们的名气,要办培训班很容易。第三,不招任何计划外学生。
张:计划外,是不是就是降低水准?
葛:是降低水准,你出钱。有些人打电话说要出钱,我说我不要。人家都搞
计划外,出钱可以加分,我说我这里没这个事,我一个都不要。只有这样,我才
能维持我们研究所的信誉,能够学术上立足。如果这三条去掉一条就很难保证。
我们研究所做研究,没有奖金的。但是话得说回来,真要让我维持下去,我也维
持不住。
我当图书馆馆长,现在第四年。我说,复旦说是中国的一流大学,但厕所里
面怎么不放卫生纸呢?我说,我们图书馆五个馆全部要放卫生纸,全部放洗手液,
一年算下来,平均每个人次一分钱都不到,完全放得起,一年花一两万块钱。这
是文明,是最基本的。我到埃塞俄比亚,那里最穷国家的大学也照样放手纸。但
是,莫斯科大学不放。所以,这并不仅是经济实力问题。
张:中国大学宿舍楼的厕所,也没有手纸。
葛:你就去大学办公楼看,很漂亮的办公楼是不是都有手纸?也未必。是没
有钱吗?也没有穷到这个程度。学生素质真的差到要贪拿手纸这个程度吗?也不
见得。
张:中国的文明和建设,最自然的选择,应该是学校吧?怎么开始?
葛:我想,恐怕在中国,这条路是避免不了的,就是宗教跟信仰。政府也意
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一直在讲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就是信仰。就
算真的能够让GC D员或公务员树立起核心价值观和“八荣八耻”,对党员、政
治家行之有效,那么对普通老百姓呢?就教育本身,我写过文章,题目就叫"不
是教育的教育问题"。教育,现在已经社会化了。以前你可以不听家长的话,但
不能不听老师的话。现在的老师早已没有了这个角色,文化大革命把这些东西彻
底剥夺了。现在的教师,只是份工作,绝非一种社会地位或者荣誉。在家长眼里,
教师也不过是一个工具,学生可以拿钱去买教师对你的好感,不过如此。
现在,学校已经社会化了。你要指望用教育来解决问题已没有可能。中国总
是希望走出一条非宗教的路。我也曾经认为宗教不一定能起作用。但我现在认为
已无路可走,可能只能走宗教的路,有可能在下一代达到比较健全的阶段。另一
方面,得坚持政教分离。西方国家已做到这一点了,你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
教的自由。宗教不能干预政治,宗教不能干预教育,即使在教会学校,也是如此。
台湾也做到了,且有很成功的例子,就是宗教关心世俗,像慈济功德会这些比较
成功的。慈济功德会起的作用,远远超过任何一所学校,至少对人的灵魂的关心
和精神生活。
当然,我也相信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宗教。我认为两种人不需要宗教,一种
是真正的智者,他能够把握住自己,也能够做宗教的朋友。但并不需要;另一种
是浑浑噩噩的人,根本没有思想,也不需要宗教。但是大多数人介于这两者之间。
问题就来了,难道中国只能够利用现有的宗教吗?既然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
自由,为什么只能信仰八个政府指定的宗教团体呢?从法律上讲,完全可以创建
自己的宗教。
张:如果中国宪法确实履行它的承诺,这八个宗教已经给中国人不少选择了。
葛:这是一个说法。但中国为什么不能创立自己的宗教呢?中国的民间对宗
教有迫切需求。我曾经提出来要制定宗教法,被否决了,说不需要也用不到。比
如说国家可以制定有关新宗教建立的法律,比如说有多少人参加,签名,有多少
财产,并保证教义不触犯宪法。另外审计它的财务,它就是合法的,为什么不可
以呢?正教得不到弘扬,邪教就会流行,愚昧无知的东西就都来了。而且可以有
法律来规定,比如不许自残,不许伤害他人,不许超越法律的范围,不许强制,
在这个前提下面为什么不可以呢?
事实上,现在这些宗教对社会发挥的作用,总体上讲,还是积极的较多。当
然也有些宗教团体腐败了。李一这样的事,他还是道教协会副会长。如果这个事
情不败露,下一步他肯定是全国政协委员。你说这是搞什么东西?
张:我对你讲的第二种可能感兴趣。但是,照现在这种社会的信仰情况,要
产生自己的宗教,过程会非常漫长吧?
葛:也可以是某种宗教类的团体,比如像台湾的慈济功德会,它还在佛教体
系里。另外现有的宗教要根据中国社会的需要来改革,其实太虚法师在抗战时就
提过,要办人间佛学。佛教要入世,入世关心什么?这本身是可以的。就算基督
教,基督教里各种派别也有不同的做法。宗教本身也是与时俱进的。这种情况下,
有的是宗教,有的是宗教团体,并不是说大家都去做这个。政府要在相关法律上
做一些规定,扶植对社会有益的正教。十七大报告里也表示,要发挥宗教对社会
的积极作用。不同的教派、不同的宗教团体,宗教团体可以跟社会、跟慈善、跟
各个方面结合,完全可能。它也可以兴办教育。慈济功德会等团体都提供教育服
务。在这个基础上,它不仅关心人的物质生活,也关心人的精神生活。
张:哪几个教派在中国今后五到十年变成相对主流的宗教形态?
葛:恐怕也只有天主教跟基督教。从宗教形态看比较成熟,也比较适合现代
社会。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跟资本主义"一书值得一读。另外它已有很多成功
的跟世俗结合,指导世俗生活的体验,是比较成功的。一些教会,像天主教,在
中国贫穷的乡村发展得很好。
张力奋:那么,城市呢?比如中国沿海都市,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前景如何?
葛:也会较有发展。现在的城市人,虽然不能说他们不关心精神生活,但是
他们寄托精神的方法比较多,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不像农村里比较单一。也有不
少人觉得自己没有宗教需要,过得也挺好。总体上讲,城市的生活比较优裕,特
别是各种娱乐方式,不会感到精神上有迫切的宗教需求。
张:那么,佛学呢?
葛:中国眼下的佛教恐怕没有什么出路。佛教中一部分人,已经官僚化或成
为敛财的工具。佛教中,有水平的高僧越来越少,许多人庸俗不堪。他们一起议
论时,简直听不下去,都议论你这个庙最近生意如何,我们要批一块地,你们现
在批了什么等级,最好做了政协委员还要做个常委。很无聊的一批人。有的知道
做和尚也是捷径,都是这样来的。比如国内很有名的寺庙,照理住持不能管经营,
你另外应该有批人管经营,不能自己兼而有之。你要么不做方丈,你做住持的应
该专门管佛事。你可以聘世俗的经理,但不能一身兼而有之。另外公布了善款没
有,哪些是经营,哪些是慈善,都是一笔糊涂帐在里面。
张:那么,这个重建信仰的过程如何开始?
葛:主要还是人的努力,有这样的人发这样的愿。
张:比如像李连杰,前年在达沃斯会议上碰到他。看到他非常专注地投入
“一基金”的慈善。但现在好像阻力重重,做的很不顺利
葛:你去看慈济自传,他一开始也是受到基督教徒的刺激,教徒问他佛教做
了些什么,为社会做了什么。所以他发愿要办大学,办医院,最后他都做到了。
如果在中国大陆有这样的人,只要政府给一定的宽容度,他也可以做到。慈济所
做的不是要求你出家,某种意义上是NGO,这种形式我认为中国完全可能做到。
大家都反映,如果都是虔诚的教徒,这个社会就安定。有的人一信教,脾气都改
了。当然,个别走火入魔的也有。我为什么一开始讲现在缺少严格的社会学调查。
中国以前喜欢搞典型。这么大的国家,谁没有搞过典型,然后就证明自己的合法
和合理性。如果严格的社会调查是客观的,就不一定支持他的政策,所以他就不
愿意用这些调查。现在已经造成中国的一些精英,都只讲典型,不讲社会调查,
随心所欲。
张:中国一些认真的经济学家正从事的工作,其实应当是深度调查记者的本
份,将已经或正发生的事实和过程描述清楚,这很有价值。周其仁教授在这方面
一直在做持久的努力。
葛:中国一半以上的经济学家是研究对策,就是解释上面的,且以此为荣。
他最多是解释。明天上面变了,他也解释。这怎么叫经济学家呢?我跟他们开玩
笑说,我做的比你好,假如我愿意做的话。但我不愿意做,这是玩弄嘛。
张:我们回到中国人的信仰问题。你觉得,中国宗教当局最近一段时间,对
宗教自由的思路和政策,有什么新的思路或变化?
葛:看不出来。其实无论是执政党还是政府,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是成本最
低、效益最好的,比任何行政成本都低,而且它的效果最好。
以前人家说,中国农村两件事情最难,一是征粮,一是计划生育。但是,在
中国不少信仰宗教活跃的农村地区,连这两项都完成得最好。农村还有什么难题
不能解决的? 执政党跟政府应该意识到未来的中国,如果再不发挥宗教的积极
作用,恐怕就很难解决诚信和契约精神。
张:你了解城市里家庭教会的现况吗?
葛:不太了解,只是凭印象。我自己不信教,但是我可以是宗教的朋友,我
们之间应该是这个关系,不同宗教之间也应该做朋友,这样才行,才能彼此尊重。
比如孔子学院的外方院长来访,我给他们做报告,我讲的就是不同文化应该互相
欣赏,我坚决反对推广中国文化。我说你可以展示中国文化,至于要不要学,是
人家的事,你要讲究平等。
张:现在,孔子学院在海外遭到很多垢病,最后的结果是事与愿违,表现出
不好的一面。
葛:我对主管部门建议,你们就老老实实地教汉语。教了汉语以后,人家派
什么用处,不是你们的事。教汉语过程中辅助的搞点文化是对的,但是你不要本
末倒置。我再三强调这一点,孔子学院只是用他的名字,而不是说这个学院就是
教孔子的,就像歌德学院不是教歌德一样,这是个语言,语言是个工具,通过这
个工具你们可以了解中国。至于了解之后你要不要,这是你的事。
张:现在,孔子学院这些做法被看成是国家软实力战略的一部分。一般情况
下,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文化上的事情,国家最好少干预。干预得越多,在外面
就越失败,效果也越不好。
葛:所以外方院长跟我讲,在他们听过的所有报告中,认为我的报告是最合
理的。我举一个例子,我说美国人要求在中国设立美国角,放点书就可以。我们
到现在还没批准,人家为什么让你开100所孔子学院呢?这是不对等的。在我看
来,复旦大学你就可以开一个美国角,怕什么?我们还有美国中心呢。但是到现
在政府没有松口。你想自己在世界办几百所孔子学院,那为什么人家不能到你中
国来办同样的机构呢?这样一种心态是办不好的。
张:是的。不少中国官员有这种心态,令人吃惊,包括在很重要的场合,也
能感受到类似的情绪。
葛:甚至一定要强调软实力。我说软实力、还是硬实力。硬跟软,是一个形
式,重点在实力。为什么要把这个作为实力呢?我说,请问中国人知道莎士比亚,
有几个是看英文原文的呢?你真要展示中国文化,你就把它翻译出来,让人家了
解。要他学中文学到能够读懂《红楼梦》,一万个人里面,不知道有没有一个两
个。我们有这么多钱,好好把中国的好东西翻成英文,人家真的要学,不是比通
过学中文还快吗?
张:前些年,中国花了不少外汇,在世界最出名的大都市,举办过
“ BRAVO 中国”的文艺演出,宣传中国文化和艺术,用意是好的。但是,不少
观众看了以后说,这本来应当是演给外国人看的节目,发现剧场里坐的绝大多数
是自己华人。再说,一台节目叫“BRAVO CHINA”, 跑到人家国家的剧场,还要
让人家为你欢呼。这好像也说不过去?
葛:现在到外国过春节。我看到全是给外国人吃中国带去的饺子。几百个来
宾来一下,就说那里有春节。明年再拿中国人的钱去外国过春节,有什么好处呢?
好象全世界都过春节,你就光彩了?莫名其妙的。华人多的地方,过春节很正常,
但为什么一定要让本地人也过春节呢?
张:其实,说起中国的五千年文明史,也很复杂。“文明”两字,难说清楚。
一说起中国文学的精华,我们一定要谈曹雪芹的《红楼梦》。我在英国工作生活
20多年,几乎从来没有听到文学素养不错的英国人谈起过。逢外人必谈这些,
还是反映了中国对自己文化的某种不安全感。
葛:我也觉得《红楼梦》没多大意义,它只反映了清朝社会。这么多人吃
《红楼梦》饭,在捧《红楼梦》。有些人说不懂京剧就不懂中国文化,我说我不
懂京剧,但我认为中国文化比你懂的还多一点。现在还有一个常用的提法,只有
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说,这是胡说八道。民族的就是民族的,民族的怎么
就是世界呢?这什么意思呢?属于民族的东西,才能引起世界的关注。这是对的。
但是怎么能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只因为你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人家才会有兴
趣看!请问,裹小脚是中国以前的传统,是民族的,这是不是世界的呢?!。
张:中国常有意愿良好的想法,但可能事与愿违。比如, 2008年北京奥运会,
中国在海外搞火炬接力。作为一名记者,我对在海外搞火炬接力的意图难以理解。
首先, 这可能反映了中国的主办方还不了解西方的运作。其次,我不觉得,中国
在国际上特别是西方真有那么多的朋友,足以让她能够完满地走完这个全球接力。
那时候,中国已开始讲软实力和中国崛起了。崛起就会导致很多不适应。不适应
会转换成担心或者疑虑。在伦敦举办中国奥运火炬接力时,我在唐宁街10号跟前
目击了示威现场。当时,示威者主要是支持西藏独立的团体,约有上千人。不过,
藏人的比例较小,大多数是英国当地人;街道的另一边,支持火炬接力的多是中
国留学生和当地华人,但人数明显少于对街的示威者,且几乎看不到洋人面孔。
当时,我就问自己,那些中国的好朋友和商业伙伴, 经常光顾中英友好场合、
现在又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中国对自己外部世界的影响力和地位,有时候容
易误判。
葛:说句实话,现在比较好的,就是关起门来讲实话,有些官员还是愿意听
的。不像以前你讲实话,马上让你不要讲。这是一个进步,毕竟政府在心里在考
虑你的意见,尽管他不一定马上回应。我们争取在允许的范围里多讲一些真话。
如果有点技巧,还是能够讲一些的,至少避免说太多假话。这跟以前一定让你讲
那些话,是进步,但最近也有不好的倾向,好象民族主义的情绪越来越强,越来
越左,这是不好的。
张:谢谢你,葛剑雄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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