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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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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的留美博士在回家相亲的十天里,遭遇种种刺激,最后竟产生轻生念头,并决心一并带走年迈的父母——
王家出了个留洋博士,王勇成了村里争相传颂的人物。 王勇在美国时曾将自己在实验室的照片传给同学看。
回家后心理不平衡
博士王勇是去年腊月二十回到家乡江苏扬州的。他在美国独自生活了七年,这次回家是带着换个环境的想法。长时间在美国生活,他连自己的身份证号码、老家座机号码也记不清了。
自从四年前,读博士期间的王勇回过一次家后,他的父母每到春节都期待他回乡,而去年随着王勇学业结束,这份期待更加急切。2013年11月,王勇的母亲在电话中告诉他,亲戚们给他物色了个合适的女孩,只等王勇回来相亲。
2014年1月20日(农历腊月二十),王勇乘坐的飞机抵达上海浦东机场,迎接他的是张涛,王勇在大学时的同学,现在上海做化学药品销售。晚上,张涛带女朋友一起请王勇吃了顿饭。饭后,王勇独自回到宾馆的客房内,他联想到自己在美国的单身生活,“突然觉得很孤单,有一种失落的感觉”。
第二天,王勇带着两个旅行箱奔向上海长途汽车站,他的压抑感更加强烈,“四年没回家,我对国内春运现象很不适应,觉得人多。”
当天晚上,王勇被堂哥王杰一行人接到镇上的一家酒店吃饭,四年没见面,亲戚间自然对王勇在美国的生活比较好奇,他们问王勇在美国能挣多少,王勇说一年30多万元人民币。接着话题又转到谈论婚姻、房子、车子的事情。在亲戚们互相攀比的谈话中,王勇越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留美博士的优越感。
事后,王杰回忆起来,亲戚关于汽车、工资的谈话无非是说明家乡近年来发展得好,并不想刺激王勇。王杰后悔几天后还带着王勇参观他的新房。那时,他的妻子把在乡下盖的小别墅照片给王勇看。
腊月廿一,他的母亲王文英觉得儿子不对劲,那天早上6点钟,王文英起床后发现王勇坐在床上。她问儿子为何起这么早。王勇说自己睡不着觉,烦神。问他烦什么,王勇说“我不如人家,没让你和爸爸过上好日子”,王勇讲话时不停地摇头。
第二天王勇去二堂姐家玩时同样受到刺激,堂姐家装修堪称豪华。下午回家路过金店,王勇想给母亲买条金项链,但价格都在几万元以上,完全超出他的承受能力。
经过连续两天的观察,王文英怀疑儿子得了抑郁症,但她又不好跟别人说,她悄悄对丈夫王德来表露自己的担忧,丈夫反而骂她。
在家里待三天后,王勇想出去找同学和校友玩玩,腊月廿三到昆山、上海,腊月廿四去了海门。他见的几位同学分别在银行、船舶厂、科研企业工作,个个有车有房有对象。
外面转了一圈,腊月廿五中午,王勇回到老家。“一个人在外面漂,工作辛苦,还不如当时在国内发展。”当晚,王勇到堂哥家聊天时说。
农村飞出的凤凰男
王勇的父亲王德来已过六旬,小学文化,身体瘦弱,以前做瓦工,农闲时到建筑工地打零工补贴家用。2001年王勇考上高中那年,王德来经人介绍到槐泗橡胶厂打工,一年后,因操作机器失当,双手部分手指被压断,被鉴定为4级伤残。事后拿到一次性的11万元赔偿金。这笔钱后来主要用在王勇大学期间的费用和日常家庭开支。那次工伤事故过后,王德来一直在邻近的几个村庄收鹅毛。“但钱还不够自己生活费”,王文英说,每到端午、中秋、春节前后,丈夫都去附近村民家收零星的鹅毛,然后晒干卖出。腊月廿七,是他最后一次冒着严寒外出收鹅毛。
王勇的母亲王文英今年56岁,初中文化程度,在槐泗镇个体服装厂做缝纫工,需要加班且承担大部分家务,所以常常忙到深夜。他们家主要的收入靠王文英,一年的毛收入不超过3万元。
尽管家境困难,但儿子从小到大从来没让他们担心过。王勇高中考上邗江中学就住校宿舍。每逢放月假回来,王勇总是带着一布袋的书,而村里和他年龄相仿的人也很难见他出来玩。等到考上中国科技大学,他几乎成为村里争相传颂的人物。“大来子手患了残疾,但幸亏儿子很出息。”这是村民对这个家庭的粗略印象。
对于一个拥有4000多人口,每年仅仅出产个位数大学生的林桥村来说,王德来家出了个留洋博士简直是鲤鱼跳龙门般的故事。
王勇家在林桥村的位置算是偏西的边角屋,距离前后左右的邻居都在20米以外。它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期王德来夫妇辛苦攒钱建起来的。建成后,家里一直没有余钱将其装修。
王勇每一次去亲戚或者同学的家时,都会暗自将自己的家拿来比较一番,而结果常让他自责。腊月廿八下午,王勇的母亲喊他去叔叔王德奎家洗澡,本意是想让王勇洗得舒服点,但王勇去看了叔叔家装潢很好,心生愧疚,觉得对不起父母。
回到家后,他想到要自杀,但自杀后父母怎么办,“不能让他们承受第二次更大的伤害,索性带父母一块走吧!”他当时把这个疯狂的想法写在平板电脑的记事本文档里。
堂哥王杰回忆,王勇回家后情绪上表现越来越敏感。“在我家视频时,经常跟我重复同一个话题,说无法融入国内生活,国内网络不好,物价贵,环境差,跟不上身边人的节奏,无法在国内找到工作。”
相亲失败压垮心理
腊月廿八,是王勇见相亲女孩的日子。女孩是公道镇一名北大毕业的女孩,那天下午,王勇给女孩发去短信,随后约到镇上一个卖甜点的店里见面。“我们比较有话题,她名字记不清了,姓袁,二十七八岁,在深圳的腾讯公司工作。”王勇在看守所回忆道,他见面后感觉女孩比自己优秀,但怕追不上人家就干脆主动放弃。
晚上,王勇的母亲也责备他。面对母亲几日来的劝解、开导,他开始意识到自己该要振作一下,“当时,我把这个女孩当作救命稻草,希望从她身上找到一种归属感。”王勇就主动给女孩发去短信。但很遗憾的是,这根稻草不是救命的,而是压垮他心理的最后一棵。
王勇一共给女孩发出五条短信,一直求女孩给个机会,等了一夜没有回复。第二天早上,王勇又给女孩发去一条短信“早上好啊”,依旧没有得到回复。
悲观、失落、自卑各种心情都错综交杂在一起,王勇又想到,当天是农历腊月廿九,亲戚到中午都要来家里祭祖吃饭,他担心被问到和公道镇女孩相亲的进展,“我越想越钻进了一个死胡同”。他两天前那个疯狂的想法再次浮现脑子里———把父母一起带走。
他对自杀后的家庭状态也有一番考虑,“如果我一个人自杀了,这样对父母亲很残忍,他们不希望白发人送黑发人,把父母亲杀掉,然后再自杀,一家三口都死掉,每个人都轻松,谁都不会痛苦。”
王勇起床后在院子门口站了大概3分钟,“我也不知道怎么了,觉得有了想法之后,就一定要去做。”他看堂屋大门正好一块挡风用的红色砖头,拿起来走向厨房,到了父亲后面,用砖头朝后脑猛拍一下,还没等王德来反应过来,捡起砧板上一把菜刀,往父亲王德来的颈部割了一刀,鲜血顿时滴在地上。
接着,他拿起刀和半块砖头,穿过堂屋,想用同样的方法结束母亲的性命。母亲王文英看到王勇发疯一样,就大喊“救命”。
邻居王宏亮和王德奎等人先后赶来,所幸的是王文英活下来,而王德来几天后死在医院里。
一直有周期性郁闷
2014年2月14日,王勇被扬州市邗江区检察院批准逮捕。案件初期审查的检察官偰锦良说,公安机关已委托扬州市五台山医院做过精神病鉴定,王勇被判定为无精神病性症状的抑郁症,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会被从轻或减轻处罚。
2月15日,王文英出院后在侄子王杰的陪同下向公安局信访办递交了刑事谅解书,在村委会里,亲属和庄邻等50多人联名签字按手印。
56岁的吴承国是王德来家邻居,年轻时跟王德来一起干过活,他认为王德来最大的矛盾就是不能顺其自然。“有点爱吹牛说大话,老说儿子在美国怎么有前途。如果王勇博士读完了,父亲要儿子回国,不在美国闯荡,也许就不会出现这种局面。”
吴承国说,林桥村像他这样一家四口全都工作的有很多,每年净收入七八万元以上,家家户户开始买小车,盖小洋楼。而反观,王德来家的电器依然是老旧的台式电视机,夫妻俩一年毛收入不到3万元,唯一的希望是王勇在国外能有出息。
亲戚们对王勇的印象是听话、内向。王勇读大学时为减轻家庭负担,找了多份家教。本科毕业后,想要出国深造的王勇得到好几个学校的录取通知,但他最后选择了提供全额奖学金的加州大学欧文分校。
4年前,读博士期间的王勇回国时,他的大堂哥王强就能感觉,他有点不开心。王强后来打听到,王勇在美国所读的专业不是他理想的专业,而且硕博连读本来是五年,但因为导师调离岗位,使他多读半年,产生了一定的经济负担。王勇刚去美国时候的心态是兴奋好奇的,但后来越来越感觉孤单,他尝试追求一个女孩,却失败了,曾经郁闷了三个月,他发现自己的心情每过一段时间就会低落一次,特别是压力大的时候。
2013年3月王勇进入英特尔公司,工作岗位是浸入式石印扫描仪工程师。王勇表示自己虽然能胜任在英特尔的工作,但依然感觉有压力,有的是来自于同事间交流的压力。“我们几个人分一小组工作,每个人都有负责的地方,怕出错,需要二十四小时待命。”他几乎没有娱乐的消遣,周末一般在公寓自己的房间里看看物理专业书籍,或者摆弄成堆的计算机芯片。
当他渐渐感觉自己周期性的郁闷时,也没有尝试跟朋友交流,因为在美国“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尽量表现出最好一面。”
北美华人论坛上一位网友认为王勇的心理在留学生中较普遍,他建议“回国切莫说自己是国外回来的,要不然的确是要被人鄙视的。我回国已经被亲戚朋友慰问个遍了,都说留学花钱无收益,问我境况如何,我说是啊,现在在美国公司毫无前途,一塌糊涂,生不如死。于是有好心人表示是不是需要他们帮助打通关系找工作,我说万分感谢。但是这样雪中送炭的人少啊。”
2014年4月3日,扬州市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将王勇向扬州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张慧 刘宁 王雅萌/正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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