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芯”，为什么合肥的底气十足？

从武汉、合肥、西安，到成渝、厦漳泉，主政一方的二线城市决策者先后意识到芯片半导体产业这座大金矿。

尽管没有可与北京、上海等超级城市匹敌的技术研发人才与实力，但借助芯片半导体大厂开拓市场的契机，这些二线城市利用其土地、政策和市场红利，开始在芯片半导体产业链掘金。

二线城市“追芯”，谁能变道超车？

在地方政府的招商版图中，芯片产业链公司正在成为曾经落寞、但现在却最受待见的座上宾。在经济增长趋缓、地区之间经济竞争越发激烈的背景下，大的芯片半导体项目正在成为地方政府之间竞相抢夺的香饽饽。

从武汉、合肥、西安，到成渝、厦漳泉，这些二线城市先后意识到芯片半导体产业这座大金矿，利用土地、政策和市场红利，开始在芯片半导体产业链掘金。

但是，对于二线城市来说，想要谈“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Fab厂、IDM厂与地方政府的匹配与落地，犹如一场代价昂贵的恋爱。

1、武汉造芯的“学费”

武汉新芯，是这座城市芯片产业的奠基石与灵魂。2006年，武汉新芯开始建设，2008年，武汉新芯开始量产，其投资规模上百亿，是当时华中地区唯一的12英寸芯片生产厂。在初成立之时，由于湖北省和武汉市既无人才，又无技术，武汉新芯由中芯代管。

从2006年到2012年，武汉新芯几乎复制了上海国产芯片厂商的所有曲折。该走的路，该趟的雷，一个都没少。武汉新芯2006年开建，2008年投产，时逢金融危机与半导体周期急转直下，连周期的尾巴都没有抓住。

其后，武汉新芯联手美国闪存厂飞索半导体，试图依靠飞索的技术转移至既有市场存活下来。但不幸的是，2008年的这最后一根稻草也自身难保，当时飞索濒临破产，武汉新芯几无订单。

半导体周期整体下行时，台积电、美光等外资收购方都看中了武汉新芯。彼时，武汉新芯已经量产，且为中芯托管，外资芯片大厂买下武汉新芯，等于说在中国市场又添一个成熟的生产据点，而且还能遏制中国市场的竞争对手，不失为一石二鸟之计。

所幸，2011年，中芯与武汉市政府达成协议，双方成立合资公司。中芯时任董事长江上舟在此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不幸的是，2011年江上舟去世，中芯也远未从内忧外患中恢复。中芯与新芯，成了难兄难弟，两家待在一块，谁都不好过。

随后，机缘巧合，2012年8月，原中芯COO杨士宁加入武汉新芯，2013年，武汉新芯从中芯独立。2016年，国家存储基地在武汉启动，在武汉新芯的基础上，成立长江存储。

在武汉新芯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当政府补贴遇上合适的企业领袖与极佳的时机之后，这家企业才实现了绝地逆转。从丑小鸭到白天鹅的瞬间转变，并不能回避武汉新芯前期在经营上的无奈。

地方政府与外资合作、实现技术引进，但关键问题在于：波谲云诡的半导体周期不随人的主观意志变化，一旦失去强援，地方政府上哪里去找投出去的真金白银？所以，聪明的做法是内外市场兼重、两条腿走路的策略。

一位芯片业内资深人士表示，武汉新芯的成功，很有一股湖北人的狠劲在，时机也各种凑巧，放到其他地方，这样的项目可能就黄了。

作为一个地方政府的芯片项目，武汉新芯在前期的困境，在于缺乏、或者说也没有能力与资源，划分到一个全国性的芯片细分市场，当时政府有能力主导的细分芯片市场估计也没有了。同时，地方政府在充分的市场化经营中又存在天生的短板，因而武汉新芯长达六七年的阵痛期也就在所难免。

如此昂贵的学费，交起来着实心疼。但同属中部的合肥，找到了一条无比精巧隐匿的捷径，在武汉还在大交学费的时候，合肥却早已在高科技产业中赚的盆满钵满，并且在近年进军存储产业中更是大手笔。

2、合肥有个京东方

为什么合肥的底气这么足？

2017年底，在京东方合肥10.5代线产品下线前，合肥新闻联播做了一个连续三期的《合肥有个京东方》的新闻联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京东方科技集团副总裁、合肥区域总经理张羽表示：合肥是京东方的福地。

十年前，中国是“缺屏少芯”，时至今日，这个词变成了“缺芯少魂”。在半导体集成电路（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芯片）还在苦苦挣扎之际，半导体显示行业已经异军突起。

1992年，当年轻的厂长王东升走马上任北京电子管厂之时，他面临一个棘手的烂摊子，一如当时中国许多地方的电子管厂。在陈旧、落后的电子管厂的遗址上，如何才能建立一个充分市场化、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科技企业？

在无数国营电子管厂的遗骸上，长出了江阴长电和北京京东方这样的世界级企业。尽管这两家企业前身都是“电子管”厂，但在强势企业领导人的敏锐市场洞察和大刀阔斧改革之下，他们都在行业周期的低谷时，选择投资最难、最有市场前景的前沿科技。

从1993年京东方成立、2000年登陆A股、2003年收购韩国现代的面板业务、到因屏周期血亏连续两年ST，京东方的业绩和股价就像过山车一样惊险刺激，而这些都不能阻挡地方政府对京东方屏产业的坚定。

京东方一开始在北京兴建5代线，每年带动缴税数十亿，北京市政府还从因屏周期景气上升的股价中获利不菲。高端制造业的乘数效应，由此可见一斑。随后2008年，合肥市政府在与深圳市政府的竞争中胜出，将京东方6代线招徕到了合肥，总投资额高达175亿元，而2007年合肥市总计用来发展的财政资金也就是30亿左右，除了85亿的银行贷款，剩下的60亿资本金缺口谁来补？

政府的信用背书为市场化融资奠定了基石，在看到政府出钱之后，A股的机构投资者和散户纷至沓来。这样的操作不止一次，并且屡试不爽。在《合肥有个京东方》的新闻联播中，合肥官方媒体说合肥市政府的操作已经被列入了商学院的教科书。每当京东方有新产线要投资，合肥市政府平台、京东方A股上市平台齐上阵，为京东方的融资之路开辟光明大道。

合肥市政府与京东方，犹如天作之合。

京东方为合肥市政府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名，2010年，6代线的投产结束了我国大尺寸液晶面板全部依赖进口的局面；其次是实惠，京东方在合肥不仅投资的是生产线，还包括了智能制造工厂和数字医院等项目，截至2017年底，京东方在合肥的投资已超1000亿，即使只有10倍的乘数效应，京东方能够带动的总的GDP，也已经超过了合肥市一年的GDP总量，这还不是按照半导体工业100倍的乘数效应来算。最重要的一点是，合肥市的高科技生态已然是“鸡生蛋、蛋生鸡、鸡和蛋都留在合肥不想走了”。

在《合肥有个京东方》新闻联播中，京东方配套供应商合肥三利谱光电科技厂长任海东现身说法，说当时企业选址在武汉还是合肥犹豫过，但最终定址合肥，现在三利谱光电给京东方供货可以做到零库存。合肥与武汉争雄之心，由此可见端倪。

3、合肥的“上下同欲”

王凯（化名）曾有过芯片的创业经历，现任职一家国内知名投资机构的芯片半导体领域负责人。王凯表示，仅算一下合肥市政府平台所持有的京东方股票，巅峰时期的浮盈就有上百亿。

合肥市在京东方上赚了钱，走出来一条成功的模式，现在也正在大手笔投资芯片产业，补足产业上的短板。并且，合肥发展芯片产业，“上下同欲”，从国家（大基金、工信部等）、省、市、区层面都是非常认可的，并且长时间的历练让基层有了实际操作的经验，这是合肥相对于其他地方不可比拟的优势。

在合肥市2017年左右开始的芯片产业布局中，有两个项目最为引人注目。

其一是合肥建投和中国台湾地区晶圆代工企业力晶合作的晶合集成，旨在为京东方解决配套的面板驱动（LCD driver）芯片供应问题，其实还是在京东方那个“鸡蛋”生态圈里面；

其二是与兆易创新合作的合肥长鑫，作为一只“省队”，合肥长鑫最近风头无两，但对于合肥市政府来说，合肥长鑫的存储芯片大业是一个全新的尝试，独立于京东方的那个“鸡蛋”生态圈，合肥长鑫能否闯出一条路来还有待观察。

根据王凯的观察，从2017年开始，已经可以在上海、深圳等地频频见到合肥市区一级别的招商局工作人员，合肥正在与南京等城市争抢芯片产业链上下游的项目，承接来自一线芯片重镇的产业外溢。与江苏省内诸多地市的策略类似，合肥也在走内外兼重的道路，无论是内资芯片公司，还是外资公司，都在积极引进。

而在今年，王凯感受到的一点明显的变化，就是合肥市的招商人员跟产业界人士强调，合肥已不再属于中部地区，合肥是长三角“三省一市”的一部分。从区一级别的招商局来看，王凯认为安徽与江浙沪的风格是很像的。

“如果你跟江苏各个地市的招商局有打交道，你会发现，他们招商局的局长姿态都很低，都是销售型的人才，遇见芯片公司都要把他们给招过来，安徽也是这种风格，很明显非常不同于中西部的招商官员”，王凯如是表示。

纵观合肥市的芯片半导体产业链发展历程，合肥之创举，确是“敢为天下先”。

在现行的产业政策体系和金融体系内，合肥市政府最大程度利用了所有的资源，为区域内的灵魂企业——京东方加上了前所未有的杠杆，而合肥市的这次“播种”，在日后得到了明显的经济“收成”。当然，更离不开京东方数十年如一日的高研发投入。

这样一个成功的案例，要求“官、产、融、学、研”各界的紧密配合，中间有任何环节脱节，对于高科技产业都是打击，而这样一个科技产业严密的运作体系的形成，有赖“天时地利人和”与“上下同欲”。

4、外资芯片厂的芯生意

2012年，芯片领域的巨无霸三星存储项目在西安市落地，作为一个纯粹的引入外资的项目，这件事引起外界极大的关注。

但从发展的现实来看，区（县）一级别官员，尤其是招商官员的主动性，对于发展区域性的芯片产业生态至关重要。省市级别的官员调动相对频繁，项目落定之后发展如何，还要看区县一级别的官员怎样来运营、构建产业生态。

在这一点上，西安、成渝、武汉、晋江等地，区县级别官员的主动性与长三角相比，差别较大。

王凯认为，以上几个地方发展芯片半导体产业，均存在招商积极性不够的问题。三星项目落地西安多年，除了三星自己带过来的上下游，区招商局带过来的项目偏少。对比起来，南京吸引了一个台积电，其官员态度就更为积极，天天往上海跑，招揽芯片企业，围绕台积电丰富芯片上下游。

武汉、成都与西安的状况类似，新芯在武汉发展了近十年，但是带动作用有限，现在有了长江存储，可能量产之后状况会有所改变。成都与武汉的营商环境比较类似，格芯也是个很大的项目，但是流产了。

在各地基层官员高科技产业的学习能力、意愿与经验跟不上的情况下，项目的任何外部因素变动都有可能造成较大的震荡，把地方上的投资计划打得措手不及。

以格芯项目为例，该项目主打低功耗FD-SOI特色工艺，国内市场不足以撑起来这个项目，同时，FD-SOI的产业聚群又集中在上海，加上格芯在2018年初的高层变动，同时导致了成都市格芯项目的实质性流产。

上面所述的种种因素，皆非地方政府朝夕之功可以扭转，但是晶圆代工厂的工程质量问题，就属于比较初级的层次了，如果地方政府自己的基本功课都没做好，钱砸出去怕是搞出来一堆被人遗弃的废铜烂铁，更遑论芯片产业的乘数效应。

结 语

家底殷实，人杰地灵，才能做得了芯片。

无论是武汉、合肥，还是西部的西安和成都，在芯片战争的PK中，只有那些有钱、有人、有决心，还有谋略和智慧的城市，才能在二线城市的竞争中成为佼佼者。

而那些很早就意识到芯片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重要性的地方政府，在一开始的产业竞争中就走在了前列。

随着大的核心项目相继落地，城市的科技产业上下游逐渐配套成型，由此形成的集聚效应帮助城市进一步巩固其既有优势，同时，产业集聚所带来的以乘数效应释放的正外部性（包括税收、就业、人才、房价等），会强化地方政府的政策正反馈，最终使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得到延续。

从这个角度来讲，一个大的芯片项目，乃至一个核心的科技公司，与一个城市的成长是相辅相成的。在芯片半导体产业链中，居于核心地位的fab厂与IDM厂至关重要，一个城市只要能做起来一个成功的fab厂和IDM厂，整个产业链都能够得到充分的带动。

大的芯片半导体项目的流产，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是巨大的打击，因为这意味着一个城市由此失去了构建生态的能力。以成都为例，尽管这个城市在如电源芯片等领域积聚了一些实力，中小芯片公司尚可，但中芯成都厂和格芯的先后挫折，使城市错失了两个极佳的大发展机遇。

板凳要坐十年冷，在辛辛苦苦搞了十几年科技产业后，武汉、合肥这两个城市开始登上科技之巅。而一些城市着急匆忙上马，不吸取技术引进的历史教训，很明显有一些已经交了数额不菲的学费。对于芯片半导体产业，我们不妨多一些耐心，用钱毕竟还是买不来技术。

二线城市芯片半导体产业之强弱格局，反映出一个问题：地方政府自己搞芯片半导体项目，面临一个非常陡峭的学习曲线。

如果是比较强势、带动作用比较强的外资厂商，如三星、台积电等，地方政府自己要学习的比较少，因为外资厂不给你技术，人家把所有的问题都自己解决了。

但如果是联合外资厂搞技术引进，其难度不可谓不小，因为企业与政府的“角色互博”，地方政府可能需要付出相当高的学习成本，因为地方上的两种角色，本质上地方政府要经过两条学习曲线的试错与历练，一条是怎么去搞产业政策、服务好产业，并形成产业体系，一条是怎么去办好一个市场化的企业，而后者往往难于登天。

半导体之路道阻且长，二线追“芯”需深思。

合肥不错！今后孩子可能到合肥！